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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度认为人世间最为痛苦的事情是无论如何生活都要继续。看完这部电影之后,我发现,事实可能正相反。

2009年农历新年,我在河南农村采访。其中一个选题就是采访艾滋病村。大致背景是第一批抗艾药物的使用期限已到,需要给病人更换新的药物以避免其产生抗药性。

因为此前不久发生过比利时记者采访被打事件,河南本地的宣传部门一时间对摄像机诚惶诚恐。可惜河南中南部有太多的艾滋病村庄,以致于在被迫改变路线之后,我们又非常容易的找到一个艾滋病村庄。这也让我非常感慨,距离事发高峰已经十年有余,有关部门依然无法正视这一现实。 

这座郭姓的村庄有两百多人口,近三分之二有过卖血经历。在最为癫狂的时期,血头租用中巴组织村民进城卖血。仍然在世的人跟我们回忆往昔时光,沉静在一种类似赶集的闹猛和欢喜之中。 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: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几年中,乡间往返的中巴车上,进去的是贫穷、失意、沮丧;回来之时,是酒酣中淋漓尽致的、突然间希望降临的喜悦。 

然而在我们到达之时,这个村庄人口已凋零大半。有近七十名感染者死亡,很多感染者家属,特别是女性配偶,纷纷带领子女离开。年轻的男性需要外出寻找配偶,同时打工改善家庭经济情况。所以,即使在春节,这个村子中多半是老人和儿童的身影。 

除了提供免费的治疗药物,政府给每一个在世的感染者一个月50元补助,并在村庄入口处设立简易医疗站,治疗发烧、皮肤溃烂等艾滋病常见症状。但大夫不驻站,每隔一周回来一次。因为身体虚弱无法进行农业耕作,大多数感染者家庭的经济情况很差。 

我们和一户人家聊开之后,遭遇相同命运的村民,纷纷从别家赶过来。十余年时间浸淫在艾滋病的环境中,很多在世的感染者几乎可以平静的看待这件事。在讲自己的故事时,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,那么的冷静,甚至绘声绘色。他们之中很多人,极瘦,口腔溃烂,在初春和暖的阳光下面,像刚从后半夜的床铺上爬起,摇摇曳曳的走上前来,重复那已经被重复多遍的讲述。 

但他们还在讲述,作为存在的一种方式,和做饭、吃饭、睡觉、服药一样,成为生活本身。如果说爱是继续生活的勇气之源(我猜测只有少数病人可以像电影那般,有幸得到爱的抚慰),大多数人还是需要投入到生活的具体形式之中,才能渡过一天又一天的时光。想到这里,我觉得我们和病人并无本质差别。而他们几乎更为可敬,因为已经注定要在慰藉寥寥的余生中寂静的、默默的死去。显然,对此他们泰然处之。 

过了中午,这户人家的子女从外面赶回来,大包小包提了很多礼物进门。这是一对兄妹,姐姐已经在城里工作,弟弟还在上学。一进门看到我们以及其他村民,稍显有些惊讶。

不过这种惊讶在中国的农村是不会持续很久的。很快大家便相熟,并且聊的很欢。他们的父亲因感染艾滋病过世,母亲也是感染者,目前仍在服药。母亲的情况控制的很好,虽然有免费的药物,但治疗需要配合补充营养,这笔费用政府不会负担。只是营养对于农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。姐姐每月给母亲邮寄1000元作为营养费,还要支持弟弟上学,经济是吃紧的。 

说起女儿的不易,一直没有哭泣的母亲突然流泪了。意思是,因为自己的病影响到女儿的婚事,让不是感染者的女儿错过了婚龄。女儿见到母亲流泪,马上上来安慰母亲,事已至此,最重要的是活下去。弟弟在旁边一言不发,我问他上完学有什么打算,他说要好好挣钱给母亲看病。 

今天的电影又让我想起这个村庄。十分不幸,时至今日,很多中国农民的生活主题依然是如何生存下去,但他们非常实际的、穷尽智慧的去解答这个问题,不管方法是出走、分离还是如电影般携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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